其他
林永生、郭治鑫等：中国市场化改革绩效评估
* 测度中国市场化改革绩效,既有助于让世界更加清晰了解中国市场化进程,也有助于自我把脉并为国内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 通过从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金融参数合理化这五个方面动态测度1978—2016年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可以得出中国市场化改革具有非均衡等特征。
*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平衡与协调,社会资本将积极进入更广泛的领域,可以预见,政府财政负担会明显下降,政府行为会更加规范。
摘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对内进行市场化改革,释放经济活力;二是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目前,开放、合作、共赢仍是时代发展主旋律,但存在不确定性,新贸易保护主义初现端倪。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余年后的当下,美国、日本以及欧洲部分国家仍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更是率先挑起贸易战,甚至以第三国非市场化政策和做法为借口,试图"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因此,测度中国市场化改革绩效,既有助于让世界更加清晰了解中国市场化进程,也有助于自我把脉并为国内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决策参考。通过从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金融参数合理化这五个方面动态测度1978—2016年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可以得出两点主要结论:其一,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市场化指数稳步提高,从1978年的15.08分增加到2016年的86.50分(满分为100分)。这个结果与国际上相关权威研究机构测算结果基本一致;其二,中国市场化改革具有非均衡特征。经济主体自由化和贸易环境公平化这两大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绩效最明显,而政府行为规范化领域的进展则相对迟缓,主要表现为财政负担保持稳定、甚至略有增加,这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要求政府增加支出、保障民生、缩小各种差距密切相关。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平衡与协调,社会资本将积极进入更广泛的领域,可以预见,政府财政负担会明显下降,政府行为会更加规范。
关键词
市场化；市场化改革；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市场化指数
[文章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本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
一、引言
1978年，中国对内启动以市场化取向为主的改革，同时对外采取开放政策，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过去40年来，二者良性互动，促进了国内自身发展，也对世界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国内来看，在这40年间，通过双轨制改革、商品和服务市场化改革、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国资国企改革、公司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李晓西，2008)，我国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从辅助地位到基础性地位，再到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刘建武，2018）。近年来，我国依旧重视市场化改革，希望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通过“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等方式“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及要“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有了清晰的改革方向的指导，2018年6月，商务部宣布农业、粮食收购、国家铁路、电网等22个领域对外资开放，取消其各种限制；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推进国资国企市场化改革，以期实现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助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从国外来看，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第143个会员国以来，中国从自由贸易规则的学习者逐渐成为自由贸易规则改革的倡导者，积极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贸秩序。到目前为止，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已履行完毕，建立起符合规则要求的经济贸易体制，成为全球最开放的市场之一（胡笑红等，2010）。此外，中国以开放、包容的态势融入全球经济，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全球治理等诸多领域，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李晓西，2011）。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年全球经济展望》显示，2016年美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率仅为13.0%，欧元区2016年经济增速超过美国，但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只有8.9%，日本的贡献更小，仅为2.2%，而中国2016年实现全年经济增速6.7%，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3.2%，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之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是全球经济复苏最主要的拉动力（曹文炼等，2017）；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15年）》显示，1990-2015年这25年间，全球贫困人口从19亿减少到8.36亿，其中中国贡献率超过70%。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统计结果显示，2015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共计7.0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9.6%，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2015年这个比例仅为4%，约为5575万，相对于1978年的7亿7千多万缩减了93%，年均降低2.2%，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全世界的减贫事业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万相昱等，2017）。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Li et al.,2010）。
即便如此，国外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看法仍然不一。目前全球已经有80多个经济体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包括俄罗斯、巴西、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荷兰以及部分北欧国家。然而，美国、日本等国仍坚持认为：世贸组织条款并不意味着中国“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欧盟有意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态度暧昧且明确表示需要附加限制性条件。法国、意大利及西班牙、葡萄牙和一些东欧国家因其国内落后行业形成的强大游说力量，也反对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刘学文等，2015）。2018年4月，美国更是以中国贸易环境不公平、不遵守贸易规则等为由，宣布对中国钢、铝等产品加征关税，率先挑起贸易战，并于2018年7月底，在WTO总理事会上提交对中国经济模式的指责意见，认为中国构建了非市场导向经济模式和非市场的资源分配方法，仍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层面测算过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总体来看，胡鞍钢等（2013）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基本完成，建立起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王小鲁等（2017）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这5个方面测度了中国各省市及整体市场化进展，认为2008年-2014年，我国市场化程度整体提高，但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特别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层面，在6年间，不进反退；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2014)和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2017)测算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则大致认同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美国商务部（2017）则发表《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报告》，裁定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从具体市场或分领域来看，陈秀梅等（2014）通过测度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化程度为35%-55%，还处于市场经济转轨中期水平；钱忠好等（2012）利用加权平均法得出我国土地市场化综合水平不高；查华超等（2016）认为自1978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指数逐年上升，截止2016年，中国金融也基本实现市场化；而王聪等（2018）则认为中国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尚没有完成市场化。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测度中国市场化改革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既涉及如何依据国情构建市场化指数，反映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又关乎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处理部分国家对华反倾销或发动贸易战的问题。
二、中国政府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战略定位
中国政府颁布实施的历次《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下一个五年间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也能够反映政府对各个历史时期国内外形势的研判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中国市场化改革成效与政府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战略定位息息相关，表1梳理了1981年以来历次五年计划或规划的有关表述，旨在揭示政府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认识及其演化历程。
由表1可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政府越来越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辅助地位”到“与计划相结合”，到“更多运用市场机制”，到“基础性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
表1 中国历次五年计划或规划中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定位（1981-2016）
三、中国市场化指数的编制及其原理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部分国家基于WTO议定书第15条，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Non-Market Economy Country，缩写为NMC），开展多起对华反倾销诉讼，致使中国出口企业受到不公平待遇。2003年，为应对国外反倾销诉讼，促进各方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状况的了解，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李晓西教授带领研究团队编制市场化指数，动态监测中国市场化改革绩效，发布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系列报告（2003、2005、2008、2010），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获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报告》根据现代经济理论对市场经济的主要概括，从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借鉴美国、欧盟、加拿大反倾销对市场经济标准的法律规定，提出了判定市场经济国家的五条带有共性的标准，即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金融参数合理化，并据此构建了由33个二级指标组成的市场化指数。从表2可知，中国市场化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遵循了“总体--因素--子因素--指标”的四层次评价框架，提出了测度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五大因素。
（一）“政府行为规范化”测度政府作用
下设“政府的财政负担”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两个子因素。“政府的财政负担”衡量占有和支配资源的程度。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给市场体系造成的不良影响越大，市场机制的扭曲程度也就越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衡量政府参与私人部门商业活动的程度。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高，公众从事自己经济活动的自由就越少。
（二）“经济主体自由化”测度企业权力与行为
下设“非国有经济的贡献” 和“企业运营”两个子因素。“非国有经济的贡献”衡量非国有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相对与国有经济主体而言，非国有经济主体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因此，非国有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分量越大，全部经济主体的自由化程度就越高。“企业运营”衡量包括国有经济主体在内的所有经济主体自主安排经营活动的程度。企业的自主权越高，企业配置资源的权利越大，就越符合市场经济规则。
（三）“生产要素市场化”测度投入要素的成本与价格
下设“劳动与工资”和 “资本与土地”两个子因素。“劳动与工资”衡量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工资由市场决定的程度，“资本与土地”衡量资本和土地由市场配置的程度。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是三大基本生产要素，这三种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从更深的层次上反映了经济整体的市场化程度。
（四）“贸易环境公平化”测度贸易
下设“贸易产品定价自由度”、“对外贸易自由度”和“法律对公平贸易的保护”三个子因素。“贸易产品定价自由度”衡量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程度。市场供求决定价格的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市场形成价格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对外贸易自由度”衡量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对外贸易自由度越高，国内外市场越统一。“法律对公平贸易的保护”衡量一个国家市场经济法律健全的程度，保护程度越高，说明市场经济体制越有效。
（五）“金融参数的合理化”测度金融市场开放度
下设“银行与货币”、“利率与汇率”两个子因素。非国有银行的作用以及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的灵活性，都是判断市场化改革绩效的重要标准。
表2 市场化指数的构成指标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年版。
四、中国市场化指数及其测度结果
市场化指数的构成指标，参照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评价标准，采用5分制评分方法，即指标评分等级分为1分、2分、3分、4分及5分五个等级，1分说明该领域的市场化程最高，1分所在的区间称之为评分的上限区间；而5分则说明该项指标或因素所反映的市场化程度最低，5分所在的区间称之为评分的下限区间。2010年《报告》测算了2008年及以前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本部分首先将分别测度2009年至2016年间中国在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金融参数合理化这五大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然后一并给出1978年至2016年的中国市场化指数。
（一）分类别市场化指数：2009-2016
总体来看，市场化指数五大类构成因素及子因素得分在2009-2016年间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从表3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在2009-2016年间，“金融参数合理化”因素评分下降幅度最大，从2.25分下降至1.50分，说明其市场化进程最快，这主要得益于其子因素“利率与汇率”得分的下降，由2.00分下降至1.00分；
第二，“经济主体自由化”与“生产要素市场化”下降幅度紧随其后，得分分别由1.47分、1.50分下降至1.20分和1.33分。其中“经济主体自由化”子因素“非国有经济的贡献”和“企业运营”的得分逐年下降，变化较为平稳；
第三，“生产要素市场化”子因素“资本与土地”得分一直保持在1.00分，子因素“劳动与工资”得分稳中有降，从2009年的2.00分下降至2016年的1.67分，不过中途略有反复；
第四，“贸易环境公平化”得分基本保持稳定，2009和2016年得分都为1.33分，其中“贸易产品定价自由度”和“对外贸易自由度”这两个子因素得分没有变化，分别为1.00分和1.50分， “法律对公平贸易的保护”得分则有所波动；
最后，“政府行为规范化”得分整体呈下降趋势，由2.50分下降至2.33分，但降幅不明显且期间出现反弹，至2016年，在五大类因素中得分最高。这表明政府行为虽日趋规范，对市场的干预逐渐减弱，但减弱的速度和力度较小，而且在个别年份中还出现了政府作用愈益强化的现象。
表3 市场化指数五大类因素及子因素得分（2009-2016）
（二）中国市场化指数：1978-2016
根据中国市场化指数的构成指标和评分标准，得到1978-2016年我国市场化总指数5分制及100分制的得分情况以及五大类指数变动情况。
从表4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化改革效果显著，特别是1992年中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后，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市场化程度逐年提高：按5分制标准（分值越低，市场化程度越高），由1978年的4.40分下降到2016年的1.54分，按百分制标准（满分为100分，分数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由1978年的15.08分，增加到2016年的86.50分。根据《报告》预设标准，60分是市场经济标准的临界水平，超过60分就成为市场经济国家，80分到100分属于成熟市场经济的区间，因此，2000年中国市场化指数为60.64，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不过仍处于发展中阶段。自2010年开始，中国市场化指数已经超过80分，步入了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之列。
从市场化指数五大类构成因素的评分来看，各类因素的市场化程度都有长足进步，相比而言，“经济主体自由化”因素的评分从1978年的4.90分降到2016年的1.20分，得分下降幅度最大，反映了“经济主体自由化”的市场化程度提高最快。下降幅度紧随其后的是“贸易环境公平化”，得分由5.00下降到1.33。其次，“生产要素市场化”和“金融参数合理化”这两类的在1978-2016年这38年间，下降幅度都为3分，高于市场化总指数的下降幅度。而“政府行为规范化”下降幅度最小，仅为0.92分，表明其市场化程度提高最慢，同时“政府行为规范化”这一类别在1978年得分最低，说明当时的市场化程度最高，但是2016年得分则变为最高，表明其市场化程度在这五类中变为最低。对这一现象要做具体分析，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逐年下降，但财政负担保持稳定甚至略有增加，这和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密切相关：一方面，人口基数大，人口红利持续下降是huzi陈，部分地区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教育、医疗等领域仍需强化政府职责，加大财政保障力度；另一方面，我国还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双加速”阶段，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现象仍很严重，因此，通常需要政府利用财政税收、补贴和转移支付等措施去缩小各种差距，促进平衡、协调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逐渐增强，同时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更广泛的领域，可以预见，财政负担会大幅下降，政府行为会更加规范。
表4 中国市场化指数（1978-2016）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依据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得出。
（三）经济自由度指数
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和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测算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是国际上引用较为广泛、亦可近似衡量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两类代表性指标：弗雷泽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旨在测算国家和地区的机构设置、运转功能以及政策与经济自由的契合程度，包括5个方面，即政府规模，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货币政策合理性，对外贸易自由度，信贷和劳动力及商业管制。其2014年发布了全球159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满分10分，中国得分为6.45，排名第113名；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2017年经济自由度指数重点强调了自由贸易对国民财富与福利的影响，并构建了自由贸易度指数，详见式（1）。
贸易自由度指数满分100分。在181个测度国家中，中国得分为73.6分，排名第116名。
总体来看，无论是市场化指数，还是经济自由度指数或贸易自由度指数，尽管在具体指标上略有差异，但都大致反映了国家或地区经济体对自由市场规律的遵循程度，如果折算为满分100分的话，中国得分大致为70分左右，进一步表明，中国已是市场经济国家。
五、进一步的讨论
四十年来中国市场化改革成果斐然，探索其背后的原因则有利于理清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脉络，为下一步改革提供建议。
第一，“政府行为规范化”在五大类因素中的得分最高，表明这个领域的市场化进展最慢，也是未来市场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子因素“政府的财政负担”得分在2.00分与2.50分间反复波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得分居高不下，这或与2008-2011年大规模政府投资和货币刺激政策直接有关。在此期间，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短期经济增长发挥了拉动作用，但不可否认，这也导致政府配置资源的比重上升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增强，削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这个趋势迄今仍未得到根本扭转（王小鲁等，2017）。
第二，“经济主体自由化”中包含两个子因素——“非国有经济的贡献”与“企业运营”，两者得分在2009-2016年间变动较小，但分值较低，截至2016年，分别为1.40分和1.00分，表示其市场化程度较高。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第一是长期以来的国企改革，包括股份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放松监管，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给国有企业注入了活力，2017年，有66家国有企业进入《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 500 强；第二个方面则是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强调“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此后，通过改善营商环境、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各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张卓元，2018）。
第三，“生产要素市场化”下设“劳动与工资”和“资本与土地”。其中“劳动与工资”得分较高，2016年为1.67分，而“资本与土地”得分为1.00分，生产要素基本完成市场化，主要也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得益于户籍制度的改革。中国户籍制度曾是我国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巨大障碍。政府通过对不同户籍提供不平等的教育、医疗、社保、价格补贴等公共物品，加强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保护，降低了劳动力要素配置的效率（蔡昉，2007）。而近年的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了劳动力跨区域自由流动，提升了经济效率（都阳等，2014）；其次，各个领域的相继放开。2008年出台《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提出，要严格限定划拨用地范围，“工业和经营性用地出让必须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确定土地使用者和土地价格”，使得土地价格基本由市场决定（钱忠好等，2013），同时自入世以来，我国一直秉持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吸引国外资本，2018年6月更是放开了农业、粮食收购、国家铁路、电网等22个领域对外资的限制。
第四，“贸易环境公平化”中有“贸易产品定价自由度”、“对外贸易自由度”、“法律对公平贸易的保护”这三个子因素。第一个子因素反映的是价格市场化的程度，我国近年来相继放开各个层面的政府定价，2015年更是完全放开农产品价格，全部由市场形成，据发改委数据，2016年我国价格市场化程度升至97.01%（韩昊辰，2017）；第二个子因素主要涉及国际贸易中的关税水平，据测算，我国消费品进口关税综合税率约为9.87%,虽然高于欧美发达国家,但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处于中间位置（高凤勤等，2018）；第三个子因素，法律层面，我国在不断完善维护市场公平的法律体系，近年来特别重视对产权的保护。2016年11月，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首次以中央名义出台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明确了产权保护的任务，促进了公平贸易环境的完善。,
第五，“金融参数合理化”中“利率与汇率”子因素的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2012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可以向基准利率之下浮动，浮动区间为基准利率的0.7倍，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可以向基准利率之上浮动，浮动上限为基准利率的1.1倍。2013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放开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下限管制，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商业原则自行决定贷款利率水平。201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金融机构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至此，历时20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完成利率市场化（胡志九和楚啸原，2018）。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金融参数合理化五个方面动态测度了1978年至2016年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并对2009年至2016年中国市场化进程进行了简要分析。结果表明：1978年至2016年，中国市场化指数稳步提高，从15.08分增加到2016年的86.50分。这个结果与国际上相关权威研究机构测算结果基本一致，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具有非均衡特征，经济主体自由化和贸易环境公平化这两大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绩效最明显，而政府行为规范化领域的进展则相对迟缓。
市场化改革能够使得信息自由流动，让企业观察到价格信号所反映出来的、有助于促进行业发展的潜力与机会，降低信息获取成本（Coase et al.,2012），增加市场交易、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社会生产发展，从而扩大市场潜力，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吕朝凤等，2016）。市场化改革还会直接影响甚至改变区域产业演化的路径和方向，重塑中国经济地理（颜燕等，2017）。因此，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可以说是我国积极构建现代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目前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仍不均衡，部分关键领域和行业的市场作用机制不完善（李晓西等，2012），特别是政府行为需要进一步规范。“十三五”规划、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对市场化改革做出了顶层设计：“十三五”规划要求“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及要“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重要契机，推动改革取得新突破，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展望未来，中国将面对更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在此背景之下，必须按照既定的顶层设计，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和向现代化目标迈进。
1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3：《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2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5：《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
3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2008：《2008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4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2010：《2010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5 蔡昉，2007：《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6 曹文炼、方正，2017：《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引领全球化前行——2016年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的作用和贡献》，《紫光阁》第3期
7 查华超、裴平，2016：《中国金融市场化水平及测度》，《经济与管理研究》第10期。
8 陈秀梅、周国强，2014：《中国资本市场化程度的测定(1990-2010)》，《求索》第1期。
9 都阳、蔡昉、屈小博等，2014：《延续中国奇迹:从户籍制度改革中收获红利》，《经济研究》第8期。
10 高凤勤、李涛、汤慧质，2018：《我国消费品进口关税综合税率的测算、比较及分解》，《公共财政研究》第1期。
11 韩昊辰，2017：《价格市场化程度超97%——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形成》，《经济日报》，。
12 胡鞍钢、唐啸、鄢一龙，201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年(2003-2012)：进展与评估》，《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
13 胡笑红、王丽梅，2010：《中国加入WTO承诺全部履行完毕》，《京华时报》， 。
14 胡志九、楚啸原，2018：《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长期影响刍议》，《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第6期。
15 李晓西，2008：《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及其若干思考》，《改革》第5期。
16 李晓西，2011：《加入世贸组织10年：中国市场化进程演进轨迹》，《改革》第12期。
17 李晓西、林永生等，2012：《中国传统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研究报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8 刘建武，2018：《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求是》第1期
19 刘学文、朱京安，2015：《国际贸易救济中我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困境与突围》，《经济问题探索》第4期。
20 吕朝凤、朱丹丹，2016：《市场化改革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基于市场潜力视角的分析》，《管理世界》第2期。
21 钱忠好、牟燕，2012：《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测度及分析》，《管理世界》第7期。
22 钱忠好、牟燕，2013：《中国土地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及其特征分析》，《农业经济问题》第5期。
23 万相昱、张涛，2017：《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红旗文稿》第13期。
24 王聪、林桂军、王巍，2018：《金融业市场化与民营企业出口》，《世界经济研究》第2期。
25 王小鲁、樊纲、余静文，2017：《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2016)》，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6 颜燕、贺灿飞、王俊松，2017：《产业关联、制度环境与区域产业演化》，《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27 张卓元，2018：《中国经济四十年市场化改革的回顾》，《经济与管理研究》第3期。
28 Coase, R. H. and N. Wang, 2012,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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